提到写盲人的作品，头脑中马上会出现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和毕飞宇的《推拿》。前者写的是人生的美好愿望在遭遇宿命时的悲凉。后者如毕飞宇自己所说：“一是想把盲人的黑暗生活拉到光明地带来，二是让人们看看，什么叫有尊严。”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原因，当一个人的生命遭遇了无法改变的黑暗，实际上他就已被抛入另一种命运的轨迹，就像西西弗不得不面对那块永远推不到山顶的巨石。这种面对宿命时的悲凉和展现的尊严，往往是这类作品中最常见，也最触动人心的部分。

在富阳作家叶萍的长篇非虚构《走出尘埃》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触动。叶萍的这部作品是她在花了五年时间对浙江各地盲人采访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采访录，力图“全面反映盲人的成长、教育、创业和生活历程，全方位展现与盲人相关的家庭、学校、社会各层面真实境况”。作品中虽然有人物遭遇黑暗宿命所免不了的悲凉底色，但创作意图上更接近《推拿》。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中以盲人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的，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盲人的生活仍几乎是一个盲区。单从“想把盲人的黑暗生活拉到光明地带来”的角度来看，叶萍的《走出尘埃》也是有价值的。

在《走出尘埃》中，作者精选了20多位典型人物进行采访记录，受访者的年龄跨度大，从“60后”到新世纪出生的儿童，涵盖了与盲人相关的６个群体：盲童、盲童家长、盲校教师、创业盲人、群团组织领导、爱心人士。作品通过非常贴近、细致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盲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感性资料，为我们敞开了一扇进入盲人丰富、复杂，可谓五彩缤纷的世界的大门。

我们要对盲人的生活和命运有更多的关注，首先必须对他们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走出尘埃》带我们深入了这个世界。至少里面所讲述的很多内容，我之前是很不了解的。比如在第一章里，作者带我们进入了浙江省盲校的盲人版画教室（国内第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盲人的世界并非是没有颜色的，而且颜色是有声音、气味和心跳的：“粉色轻轻柔柔的，黑色沉甸甸的，白色是像羽毛那样会飞翔的。”这里的孩子还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他们能把“吃到一颗糖、听到一段音乐时内心的感受画下来”；“每一条曲线就是一次心跳。每个人的心跳是不一样的，所以画出来的曲线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些孩子的个性和理想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爱笑、带点虚荣心、想成为版画大师的何家琳，有安静、敏感、想成为作家的桃子，有自信又自卑、想考医师证的小丹，有走路一纵一纵、很爱笑、懂事得让人心疼的阿云，有从小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种子的彬彬，还有把自己想成坏孩子的梦梦……虽然个性不同，但毕竟都还是单纯的孩子，所以“一样青春，一样充满活力，一样喜欢追逐梦想”。他们个性的形成也与他们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幼小的心灵过早地遭遇了黑暗的洗礼，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亏欠他们”，笑里也常不免“带着无奈和苦涩”。“一个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孩子，又如何懂得去爱别人？”所以作者认为，这些孩子“更需要肯定和鼓励，更需要理解和尊重，更需要有一扇向他们敞开的大门”。

叶萍辞职写作之前，曾经是小学老师，她心里充满了对孩子的深深的爱。她说这次写作本来就是因为一次去了浙江省盲校，看到那些孩子而被触动，并再也放不下来。她也熟知如何与孩子交流，如何在不触碰他们内心的痛点的情况下，打开他们的心扉。面对不同的人，她会采用不同的采访方式，比如在采访比较活泼的孩子时，她会选择当面交流，而在采访内向敏感的桃子时，她采用的是书面交流的方式。所以在这部作品中，尤其是在面对盲校学生的这部分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对于他们非常独特、真实的行为和心理的细腻描写，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生动的盲童的形象。这确实非常有利于我们了解盲童的内心，非常有利于我们去了解这个生活在黑暗中的群体。

在阅读中我发现，盲人生活的艰难远超我之前的想象。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尤其深刻。在版画班，老师告诉作者，对普通人来说非常简单的“把线画直了”，这些盲童都要训练好几个月。看到这里我才意识到，对这些天生就全盲，或者很小的时候就丧失视力的孩子来说，空间完全是一个抽象的虚空的概念，直线、平行、三角、圆等也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很难学好几何。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触觉去感知形状，完全没有视觉的直观性和综合性，对于那些大的、更复杂的物体的形状，就更难把握。所以，他们确实不知道大象是什么形状的，你也无法通过描述让他们知道大象是什么形状的。当然，颜色也是。所以，当看到这些孩子创作出了版画作品，并且获了奖，当看到桃子写的“版画让我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版画让我听到了世间一切美好的声音”，想想这背后付出的艰辛劳动，真是不能不感到震动，也不能不为他们感到高兴。作品里还写到盲人用电脑、学乐器、学播音、给钢琴调音、学修摩托车等很多方面，需要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

但除了学习技能方面的艰难，让盲人们更难应付的恐怕还是心理上的艰难，包括内心的孤单和对前途的迷茫。虽然中国有约2000万盲人，但在茫茫人海中，他们是极少数，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不被人喜欢，不被爱护，有些甚至还会被抛弃。缺爱的环境会让他们经常感到孤单，对周围人充满了敌意和警惕，害怕自己被抛弃，比如彬彬和梦梦。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喜欢去盲校，正如小韩所说：“不能去盲校学习，我就没朋友了啊。”再比如范梦海和蒋海滨，两个年龄相差十几岁、之前并不认识的人，成了一对情感上相互依赖的兄弟。即便后来蒋海滨对范梦海的所作所为已经产生怀疑，却仍然选择保持联系，因为“哥哥说，我们都是孤独的人”。

而对前途的迷茫，几乎是困扰着所有盲人的一个问题。虽然吴柯栋说，跟以前比，盲人就业是不成问题了，除了当按摩师，也有学医、当钢琴调音师、做律师等等的，但跟普通人比，盲人就业的路子还是狭窄的。做按摩师仍然是盲校学生最普遍，也最无奈的选择。他说自己就曾多次被拒绝，“这完全是对我们视障人的侮辱”。他最后厌倦了推拿店的活，靠在家里帮妈妈干手工活维系生活。2003年出生的陈开灿，在浙江卫视王帅老师的精心辅导下，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发声、吐气，但当他问老师自己的路究竟有没有选对时，老师始终没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就感到特别迷茫。实际上，这是老师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正如金光亮所说，盲人要在政府所属的电台工作，那是“飞在空中的一部分”。女孩小丹老早就被这个问题困扰：“像我这样的人，将来能做什么呢？”她只能用别人的话来宽慰自己：“人不能有太多幻想，否则会很痛苦，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这话里显然充满了无奈和苦涩，甚至有一丝悲凉。

当然还有毕飞宇所说的尊严。这也是在《走出尘埃》里被反复书写的。因为先天缺失，盲人和普通人确实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所以他们仍然经常被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学习、工作、生活上遭受特殊的对待甚至伤害。而且盲人一般独处时间比较长，想的东西比较多，大多有着特别敏感的心和更加强烈的尊严感。吴柯栋工作多次被拒感受到侮辱就是一例。作者说：“我采访刘义水，两次都是他坚持坐车到我家来。从不让我搀扶。还有盲校那位音乐老师，他吃饭，就一个人坐。他不喜欢对面坐个人被人看着。那位叫小丹的女孩也说，她讨厌周末的爱心活动。”他们显然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特殊的目光，即便是所谓的爱心活动，其实也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目光？而范梦海以把自己虚构成一个有着十几家推拿店的成功企业家，并照顾蒋海滨的方式，寻找一种在幻想世界里的满足，岂不也是为了获得一种普通人拥有的平等和尊严？韩枫说：“来盲校，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会从心底感受到那份平等，内心都会变得特别平静。”这其实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仍未真正建立起让盲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自由的，不需要有人过来提供额外的帮助的完善的保护体系，仍然无法让他们体会到真正的平等和尊严。这正是这部作品希望引起全社会进一步关注的。

李敬泽在评论《推拿》时说：“《推拿》是写给残疾人的，也是写给其他所有人的—我们在这面特殊的镜子里看自己，看见我们的残缺。”在《走出尘埃》里也是如此，我在他们以及他们周边人的身上看到很多让人感动的品质，看到了更多的温暖和光明。与常人相比，作品中写到的盲人大多拥有更为单纯的内心、更为认真的生活态度、更为坚强的品质，他们更为团结互助，也更加懂得珍惜和回馈。

盲人知道，生活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的机会和选择，所以他们对生活往往没有太高的要求，一旦获得机会、选定目标，往往会比常人更加心无旁骛，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更加坚定、执着的追求。比如上面说的那些孩子为了画好一根直线而付出几个月的努力。而且因为执着、努力，他们的工作做得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出色。比如圈内有名的钢琴调律师蔡琼卉，为了学调律，她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背下钢琴的88个琴键、230多根琴弦和8800个零部件的位置。还有，常人学修摩托车只需一年，而刘义水却学了三年半。但学会之后，他以自己过硬的技术被富阳交警邀去破案，被富阳物价局聘请为静态事故鉴定员。黑暗的背景，让他们发出更明亮的光。

盲人习惯于把自己和其他盲人看作一个团体，在他们之间或他们的周围，团结互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教美术课的唐老师说：“我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这种技能能给他们将来的就业带来好处。”教蔡琼卉弹琵琶的张老师，也免费教了她十年。浙江卫视的王帅多年来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盲校无偿指导学生学播音。盲校的老师李伟儿更是说：“做盲校老师，对自己来说更是一场修行。无论是在亲子关系上，还是在与亲人和周围人的相处上，从盲孩子身上，她都收获了很多。”显然，这里还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正如王帅所说：“我觉得跟普通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更懂得珍惜，更懂得感恩，更愿意付出努力去做好广播节目。”

作品中的很多受访者都提到，是周围人的接纳和包容给了他们足够的保障和前行的信心，是周围人的关爱让他们学会了感恩与回馈。陈开灿说他在“喜马拉雅”上开了一个《开灿说历史》的节目，利用自己的特长做公益，就是受王帅老师的影响。郑平剑也是，他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块钱，但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投到公益广播台上了。他说，公益广播台的志愿者大部分是视障人。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刘义水则说，回想起初中毕业那会儿艰难找工作的历程，他下定决心，等他有出息了，一定把那些没人要的残疾人都招过来。他开了现代化农场后，招的六个员工都是残疾人。

那些新路的开创者，也经常会把自己当作盲人的代表，自觉承担起改变社会对残障群体印象和认知的责任。蔡琼卉说，她在调律上不断努力，不但是为了能接到业务，而且要靠过硬的实力，不断改变众人脑中盲人不能调音的刻板印象。郑荣权属于全国第一批考上普通大学的盲人，他说他在学业上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除了因为“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哭着也要走完”之外，还因为“在我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的视障人。既然走到这个份上了，我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叩开前面那扇门”。和刘义水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将心比心。而正是这种将心比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友爱、纯净。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更为健康、优美的人性和人情。这确实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作品中还有一章是专门采访盲校的陪读者（家长）的，其中不少陪读者在孩子教育上的耐心和方法，也可以作为很多老师、家长的一面镜子。作者说，在盲校，很多孩子患有自闭症，其实不少患自闭症的盲孩子，最开始并不自闭，会说话，还能跟人交流，只是他们在家庭中经常处于被忽略的位置，父母把他们交给老一辈去抚养，而这些老人大部分没文化，认为只要孩子听话，能吃能睡就好，所以孩子就越来越被禁闭在黑暗中。但小雨的妈妈王芳却是个例外。小雨不但双目失明，触觉系统还有问题，所以她从小缺乏自信，自认是个“学渣”。但王芳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就不让孩子见外面的世界了。为了孩子，她花了两个多月学会了盲文，以极强的耐心教育、鼓励小雨。“在一个没有鲜花和掌声的角落里，王芳以一位平凡母亲的姿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守着对孩子的诺言”，让小雨变得越来越自信，经常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这里面当然有命运无法改变带来的痛苦，但更有我们在常人那里不易见到的爱与欢乐。原来亲人之间可以这么心心相印，母爱可以这样平凡和伟大。而且王芳在陪小雨的过程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自己的行动改变着身边的其他人，身上散发出一种超越个人、家庭的更为耀眼的爱的光芒。小雨的老师说：“如果普通学校的家长有一半她这样的耐心，学校就不会有差生的概念。”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为了孩子和自己的尊严？

毕飞宇在谈到《推拿》时说，他不想把它写成励志小说，也不想为残疾人唱赞歌，“最糟的就是励志和煽情，为了表明社会多有爱心，把人弄得眼泪汪汪的，其实这严重伤害了残疾人的自尊”。他还说，他并没有打算在文学价值、叙事方式等方面创新，只是老老实实把小说写丰满。《走出尘埃》里其实有很多励志的故事，但并不煽情。叶萍在后记里也说：“写这部书，我放弃了从小说中习得的所有技巧……我想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最真实的故事，表达最真切的感受。”我以为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他们都觉得只有这种朴素的写法，才是对写作对象最大的尊重。虽然，由于受疫情的影响，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只能是电话采访，无法描写得跟前面一些章节一样那么细腻，但总体上看，还是像作者所说，表现出了盲人的内心，让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渴望平等，渴望自由，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身影”，看到了“某些我们一直在宣扬，但依旧没有彻底解决的东西”。叶萍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对她来说，是“个人内心的一次洗礼”。我想，如果你读了这部作品，也会经历一次个人内心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