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老婆上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版）出版了。我曾多次说过，晓苏是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功甚勤且成就卓著的作家，是位被低估的小说家。为什么会被低估？这与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场阈的关系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晓苏也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在大学供职，还编着一份学术刊物，在民间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研究上都造诣很深。但是，在这几年热闹话题之一的学者写作中却少有人提到晓苏。相比起许多先创作后进入大学成为教授的写作者，或者这几年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学者们来说，不管是作为教授，还是作为作家，晓苏的相对年限都长得多。可见晓苏以小说名世实在太早。当人们现在说到学者创作时，已经忘了这位被定格为小说家还是一位靠教职谋生的教授。

不过，从这个视角讨论晓苏的创作并不晚。即使从题材上说，晓苏的学者型写作也非常明显。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还没有哪位小说家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地关注大学，不间断地将目光投向这个知识与人才的生产地。应该对晓苏的这一系列创作进行专门的研究，不仅是文学的研究，还可以引入教育改革史、高等教育、学术史、人才学等其他视角。只要将晓苏的这个系列进行相对完整的观照，就可以发现，它不仅是中国新时期文学难得的连续性的大学书写，而且呈现了中国大学几十年来改革发展的历程，知识生产与学术体制变化的历程，大学人才结构尤其是大学生的不同年代的成长史，是中国大学几十年精神史与文化的写照。如果不是在学院深耕多年，对中国大学几十年的变化了然于心并有深入的思考与洞见，是描摹不出以大学师生为主角的学院精神生态的。收在本书中的《泰斗》《花饭》《笑话》《黄麻抓阄》《夕阳为什么这样红》《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等都属于校园小说，这些作品虽然继续着对大学人文生态这一主题的书写，但是，题材的当下性与主题的深刻性保持着开掘拓新的姿态，不断给读者新鲜的人物与故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大学刮目相看。像《泰斗》中的学历教育商品化，《花饭》中的课题崇拜与高校人才的买卖游戏，《黄麻抓阄》中高校的官僚体制与行政化，《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教授的道德沦丧与龌龊猥琐等等都与时下大学校园生活的共时同构。正是这种对自己所处环境与职业同行的持续观察给了晓苏的大学书写以不竭的写作资源，而漫长的学院生活与从业经历，长期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专业素养，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反思态度使得晓苏既能入乎其中，更能出乎其外，在对大学引领时代精神抱有真诚热望的同时给予警惕与剖析。

如上所述，作为学者型创作的标志，不仅在于主题与题材上带有其学者身份的圈子色彩，还在于他们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学术研究常常成为他们写作的资源，给他们观念、方法上的滋养。另外，学者型创作总是自觉的，具有反思的意味。他们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们会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归纳自己的创作，不但在作品层面对文学做出贡献，而且能够在理论层面丰富文学。所以，学者型作家的个性与辨识度一般都比较高，这一方面自然得益于他们的创作，他们对自身作品风格的自觉经营，而且在于他们较高的理论修养，他们基于自己创作所归纳出的文学主张，甚至是文学理论。晓苏这些年引起关注的小说理论就是“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讨论，他通过这两组概念的对比中，系统地阐述了从作家、作品到读者的理论主张。我建议读者认真看一看晓苏收在这本小说集的一篇创作谈《小说创作中的三个关系》，文中的三个关系分别是好读与耐读、意思与意义、现代与传统。有些观点以前晓苏也说过，要引起重视的是贯穿这三个关系的“民间化叙事”。民间化叙事研究是作为学者的晓苏的学术方向之一，同时又是作为作家的晓苏在小说创作上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晓苏小说创作的题材上，与上述大学书写相对举的是晓苏另一系列创作，即他的“油菜坡系列”，也就是他的乡村题材写作。收在这本小说集中的《过阴》《祼石阵》《老婆上树》《春回大地》《二十世纪的疙瘩》《发廊门上的纸条》等作品都是这一系列。虽然民间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分城乡，但是相对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乡村都集聚着更为广阔而丰厚的民间资源。从创作上说，它提供着权力主体之外的话题，提供了与象征现代化的城市所不同的生活内容，提供着在社会阶层处于下游的生活群落，更提供着主流文化之外的被压抑、被遮蔽的亚文化。而这些又都因时代的变化不断生出新的内容，呈现新的形态，如《裸石阵》中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路径依赖，《发廊门上的纸条》中的留守妇女与隐秘的乡土两性文化等等。当然，民间化叙事特征在晓苏创作上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叙事艺术。晓苏之所以将民间化叙事贯穿于他小说三个关系的论述中，就在于作为一种叙事文化，民间化叙事是超越题材，超越叙事内容的。我想以这本集子中《老婆上树》的分析简要地说明这一点。

在我看来，《老婆上树》是晓苏近几年的短篇代表作，也是这几年中国短篇小说的优秀作品。用晓苏的概念来说，这部作品首先是一篇“有意义”的作品。小说的情节是乡村的，民间意味很浓。“我”家有棵高产的柿子树，上面的奶柿子很值钱，然而树太高，家里人不会爬树，老婆廖香会爬树，但是乡间的民俗和规矩是女人不能爬树。正在此时，城里的演说家高声来了，他为了走后门给评委送礼，专门到“我”家来买奶柿子。高声不但鼓励廖香上树摘柿子，还鼓动有一副好嗓子的廖香进城参加演讲比赛，先县城，后省城。虽然廖香铩羽省城，但上了树、进过城的廖香再也不可能是以前的廖香了……这是农民进城又返乡的故事，是一个农民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上了树的廖香高瞻远瞩，看到了不一样世界，进过城的廖香更是无法再回到原先的自己。作品显然有着深广的主题蕴含。小说又是“有意思”的，这意思与意义不同，如果上面的主题概括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意义的话，那么更多的是无法说清的意思。那样的场景，那样的氛围，那样的人物情感，都是说不明却余音绕梁的深长意味。当然，意思更多的是偏于小说的韵致，是小说的艺术风格。而这些与小说的民间化叙事更是密不可分。首先是它喜剧性的谐谑，这是民间化叙事的经典风格。这些喜剧常常通过对日常生活平衡的打破，通过夸张引发惊奇来达到，不管是女人上树，也不管是从未上过台面的农妇演讲，这些变故引发了家庭的失重，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图式，让人物离开原先的处境置于可笑的情境，从而带来了作品的幽默和谐趣。其次是作品的故事。民间叙事都会借助曲折的故事来承载内容，而且，这样的故事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原型，也会有与自然、社会与接受心理相对应的节奏。比如上树便是民间文学“飞升”母题的改造。比如重复，廖香在作品中的行动是上树、进城、进城、上树，这是民间叙事中典型的ABBA式。而起于上树又止于上树的原型情节也是民间化叙事常见的闭环类型。最后是语言。民间化叙事的语体必须是民间的语言，这民间语言是大众的，是日常生活的，是口语的，而整个故事的叙述腔调又应该是讲说的，而不是书写的。这篇小说从题目到正文，都是用通俗的口语讲述的，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充满了民间的智慧，有着说书艺术的神韵。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本有深厚的民间化叙事传统，特别是早期乡土小说作家身上尤其突出。可惜这样的传统正在式微。而民间文化的退场不仅会造成是小说资源的流失，更是文化多样性的弱化，事关民间文化的地位、命运与原创力。这是晓苏作品在更高层面带给我们的思考。

（来源：文艺报）